鑫配资官网 互联网大厂贪腐新动向！工作五六年，贪腐两三千万
某短视频平台基层运营人员郭某某，职务不高，却手握平台账号的“生杀”大权。
一年多时间里，郭某某向4名主播违规提供快速解封、加“白名单”等帮助，作为交易，累计收受主播行贿的300万元钱款。
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审理的一起案件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，郭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，罚金30万元。
当前，部分知名互联网企业正成为新型腐败重灾区。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梳理相关案件发现，互联网企业贪腐呈现“软权力寻租”冒头、“小官巨腐”突出、“犯罪黑数”难查等特点。
受访业内人士认为，中基层贪腐已成为互联网“大厂病”突出表现，给企业带来极大危害，建议完善涉企业贪腐法律规范体系建设，积极开展涉互联网企业腐败专项治理。
收取“回扣款”是工资好几倍
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海淀法院”）统计，2020年至2024年，该院审理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，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，且近三年案件量呈回涨态势。
核心业务一线员工贪腐比例高。如郭某某一样，部分核心部门员工具有更大的自主决策和行动空间，贪腐行为易发高发。
海淀法院调研发现，业务部门直接掌握和接触公司业务资源和流量资源，职权寻租空间更大。数据显示，127件案件中涉采购销售、产品规划、渠道运营、内容管理等业务部门贪腐案件共104件，占比81.89%。
工作年限短，犯罪金额巨大。北京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内部人员犯罪一案中，杨某伙同另外两名被告人，采用内外勾结的方式在开展商务合作过程中对业务数据进行篡改，虚增合作方业务数据，一年多时间非法获利达6700余万元。
据统计，案件中年龄在18岁至45岁的被告人185人，占比91.13%，犯罪金额100万元以上“数额巨大”的案件占比达43.30%，个案犯罪金额最高达6700余万元。
360集团内审监察总监张美惠说，一些90后年轻中层管理人员，工作五六年时间，查实的贪腐金额有两三千万之多，一些基层员工收取的“回扣款”动辄上百万，是工资好几倍。
贪腐行为较为隐蔽。在海淀法院披露的案件中，被告人利用公司系统漏洞监守自盗，通过修改后台数据方式，向不符合资质的经销商发放大额折扣券，在构成受贿犯罪的同时，给公司经营造成较大经济损失。
多位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士对“大厂贪腐”现象感到担忧。“企业反腐不仅是风控问题，更是企业生存的生死线。”新浪公司法务部法务经理高嵩结合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例说，中基层员工直接接触客户和供应商，掌握具体操作细节，而管理者难以全面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，信息不对称问题格外突出，贪腐行为难以察觉。
新动向暴露新问题
在涉某头部平台内部人员受贿案中，两名被告人分别任部门普通员工，负责平台热搜提报。二人在职期间非法收受他人钱款，将他人指定的未达到登榜等级的明星词汇、话题等内容推上热搜榜，每条热搜推送收取好处费1000至2000元不等，不到两年时间内受贿58万余元。
当前互联网企业贪腐呈现“软权力寻租”冒头、“小官巨腐”突出、“犯罪黑数”难查等新特点，与当前“流量至上”导向、平台“软权力”失管等关系密切。
软权力失管，流量经济衍生“流量腐败”。海淀法院副院长贾柏岩介绍，案件中出现有被告人为他人在平台入驻、内容评级、热搜提报、加V、解封和封禁账号、流量倾斜等事项中提供便利，为他人获取隐性准入和竞争优势，收受他人钱款的新型“平台权力寻租”受贿方式。
据案件统计情况显示，利用平台“软权力”实施贪腐行为的案件数39件。“对于‘平台软权力’的管理，目前多处于行业自治状态，外在监督不足，进而出现‘权力寻租’的现象。”贾柏岩说。
“短链路决策”机制现漏洞。在涉某平台案件中，被告人王某利用其负责网络运维、设备选型、测试、验证等工作的职务便利，为供应商提供帮助，收受对方给予的好处费500万元，以市场价格一倍的合同价格，与并不具备产品研发能力的供应商签订无固定期限设备供应合同。
受访者说，该案被告人掌握公司专业基础设备的准入决定权和实质选用推荐权，权力集中却缺乏监督制约。
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徐进说，互联网企业通常采用扁平化管理、短链路决策的“去中心化”内部权力分配模型，很多案件是部门负责人决策人事任用、挑选合作厂商、决定项目报价等，在关键环节享有实质决定权，上级部门只做形式上的监督和审查，为“小官巨腐”风险埋下隐患。
取证难度大、维权成本高，可能存在“犯罪黑数”。调研中记者发现，大量互联网贪腐案件积压时间较长，随着数据更新和信息更迭，大量证据线索难以查找，加大了案件侦破难度。数据显示，127件案件中，大量案件超过3年案发，超过5年案发的案件25件，超过10年案发的案件3件。
由于案件整体积压时间较长，取证对行为人口供和配合度依赖较高，但部分案件被告人在事发后已从原公司离职，且多数贪腐犯罪行为是通过匿名举报方式进入监察部门视野，可能存在更多未被发现的犯罪行为。
“刑事诉讼程序中需配合司法机关，维权成本大，有的企业在发现内部腐败以后，倾向于‘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’。”徐进说。
合力构建反腐保障
受访人士建议，探索构建互联网企业腐败治理制度体系，为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。
完善外部制约，构建企业反腐法治保障。贾柏岩建议，进一步完善涉企业贪腐法律规范体系建设，细化法律规定，明确定罪量刑，统一裁判尺度，完善涉案财物处理机制。更新办案思路和技术，合理界定立案标准，切实做到公、私权益平等保护，并加强线索核查、取证固证技术手段，靶向解决“互联网+”时代新型贪腐犯罪在案件侦办中的难点问题。加大对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的惩处力度，将审判工作融入社会治理，协助企业做好犯罪源头治理和防范工作。
提升互联网企业全链条内部反腐治理体系。北京市人大代表、完美世界文化董事长王雨云表示，互联网企业的业务管理模式更为扁平，但规范化建设不能省略，互联网企业在发展中要建立“治理架构、制度建设、管理机制、文化环境、外部协同”的全链路治理体系，加快推进互联网企业廉洁体系构建，形成更加科学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，全面提高企业反腐败能力。企业要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风险识别与防控，形成“风险可见、响应及时、处置有效”的管理能力，司法机关也可以探索利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，破解“立案难”问题，坚持科技赋能，根据工作需要通过完善技术手段强化廉洁风险智能监测。
刊于《瞭望》2025年第27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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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鲁畅 吴文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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